在古代各種計量管理中，古人對吊秤管理zui為重視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，形成了一定的制度。這一切，早在西周時期，就已經開始了。
　　
　　從現存各種資料來看，西周是一個十分講究利益制度的朝代。廟堂的建造、器物的陳設、田地的分割、這兩的制作，一器一物，無不要求符合制度。而制度的訂立和監督施行由離不開吊秤。【禮記·名堂位】說：“周公制禮作樂，頒度量，而天下大服。”【周禮·夏官司馬】說：“合方氏，掌達天下之道路，通其財利，同其數器，壹其度量。”從這些記載來看，在西周，吊秤是由國家統治者頒行的，并由專門的官員負責管理。這一做法，為后世歷代王朝所繼承，成了古人為使吊秤具有性而奉行的一種傳統措施。
　　
　　西周吊秤管理的具體條例，在現存的文獻中尚未發現，但從多處有關記載中可知，西周時期確已形成一套吊秤管理制度，并且這一個制度隨著朝代變遷也有相應的發展變化。春秋戰國時期，諸侯割據，統一的吊秤制度不復存在，但各諸侯國保持自己吊秤知道一致。為了做到這一點，許多諸侯國都制定了相應的法律，并開始將其刻在有關器物上。在現存的先秦量器上，很多都有銘文，其中1857年在山東省郊縣靈山衛出土的其國子禾子銅釜、陳純銅釜、作關銅和是現在存有銘文、能說明年代和量值的zui早量器。這三件量器上的銘文，都規定了明確的校量制度和管理措施，并對違反者視其情節輕重，予以相應懲罰。陳純銅釜還將監制人名和制器人名刻在器物上。其他諸侯國也有類似的量器出吐。這些情況表明，戰國時期對吊秤從器物的制造、只用，到校測，都有了具體規定和措施。